痛仰乐队是什么风格的摇滚？女孩为什么喜欢痛仰乐队

喜欢摇滚的朋友一定有听过这个乐队吧，无数粉支持，为我们带来许多震撼人心的现场，痛仰乐队是什么风格的摇滚？女孩为什么喜欢痛仰乐队！很多朋友是通过乐队的夏天而认识痛仰乐队的，但其实痛仰乐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，这些年来乐队成员们一直都在摇滚乐的路上一路前行。其实观察痛仰乐队粉丝我们就会发现喜欢痛仰的女生非常的多，那么女孩为什么喜欢痛仰乐队呢？喜欢痛仰的都是什么人？

女孩为什么喜欢痛仰乐队

在2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，痛仰一直在不断地尝试和探索摇滚乐，然后创作出不少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摇滚乐“无法撼动”的地位。

摇滚乐就是打破与重建，它所要打破的不仅是某种观念和秩序，也包括审美。而重建就是要把很多事还原到它最初的真实，这种还原、回归不是重复，而是有了丰富人生经历之后的释然。

痛仰从成立到现在，一直在不断打破自己旧的观念，不断用摇滚乐改变这个世界，不管使用温暖还是激进的方式。

直到2015年的时候，痛仰乐队正式签约国内知名音乐厂牌摩登天空，该公司旗下有很多知名度和人气都很高的乐队，比如新裤子乐队，实力也很强。

“痛仰乐队”这个名字其实也蕴含深意，其中“痛”代表痛苦，“仰”代表信仰，痛苦、信仰、崇高、个性的独立精神，这是他们对摇滚乐的态度。痛仰乐队出道以来，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态度，从而也受到了音乐圈内广大音乐人的好评。

痛仰乐队的组成

高虎曾说，痛仰的组建，靠的是音乐的缘分。

1997年，位于北京北郊的上地仍是偏僻的蛮荒区域，距离市中心几小时车程，周边没有太多人居住，但那里却聚集了一帮2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有人背着吉他，有人哼着歌。这里是90年代音乐人的“黄埔军校”——迷笛音乐学校，高虎、张静（贝斯手）等第一批痛仰乐队的成员便结识于此。

1997年3月，高虎到北京第二天，便在迷笛遇见了张静。张静介绍自己是南京人，高虎则来自淮安，一句“老乡啊”让两人成为聊音乐的好友。当年在迷笛上学的人，有的是对哲学高谈阔论的学院派，有人计划学成后南下歌厅赚钱，还有一波则是像高虎这样，受“魔岩三杰”的影响，钟情于西方摇滚乐。

那时不少学生经常晚上关着灯聊尼采、弗洛伊德，只听隔壁宿舍的高虎大声放着西方的死亡金属。两个月之后，张静成了高虎宿舍对头睡觉的舍友。直到1999年，两人和当时学校的同学共同组建了乐队，起名为“痛苦的信仰”。

回忆起最初玩乐队的时光，高虎曾直言，中国摇滚乐一说就有太多的使命感，但最初他们喜欢的只是那种简单、真实、直接。

9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济、音乐环境都不景气，做乐队的人很多，但玩出来的人屈指可数；大家了解乐队的途径也只能通过租借录像带、卡带，或在街边书摊买图书和海报。痛仰最初的创作，也更多是凭借对音乐的一腔热血，以及初入社会，被现实压抑的本能，“我们的音乐就是发自荷尔蒙，就是躁。”

张静的第一把贝斯来自Fernandes（费南迪斯），一个90年代刚刚进入中国的日本品牌。琴型很酷，琴头很大。张静用身上仅有的2000块钱在琴行以半价“磨”下了这把琴。直到后来，张静在树村连房租都交不上了，有人愿意出3000块钱买下这把琴，他没想太多，便换了把便宜的，“当时我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琴，排练和演出全靠借。”

曾有人说，“穷”是90年代独立音乐人的共同记忆，而位于上地的“树村”则记录了痛仰“苦中作乐”的那几年。树村聚集着一群被边缘化的孩子们，杭盖乐队、夜叉、扭曲的机器、黑九月等十几支不同摇滚风格的乐队都催生于此。高虎、张静也是树村最早的一波租客，一、二百块钱就能住一间几平米的平房，这对于刚刚从迷笛毕业的他们是绝对的“美事”。

也正是在树村，高虎第一次寻找到群体共同感。那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一支乐队，每天都奔走在各自的“排练厅”——另一间几平米、四周裹着隔音棉被的平房，打个招呼寒暄下最近又写了什么歌。排练之余，痛仰便自己到酒吧联系演出，印海报去学校张贴，亲自帮学生们订票。当年北京五道口附近聚集了不少学生和老外，组成了摇滚乐的大本营，痛仰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北京大学附近的Every Day酒吧。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排练了七首歌便“赶鸭子上架”表演。第一次演出，高虎几乎全程闭着眼睛，“不是投入，就是紧张。”

最开始，痛仰的一场演出收入只有几十块钱。半夜演出结束，哥几个和乐器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回树村，刨去路费和吃饭，每个人多的时候能分到10块。有一次痛仰参加了一场七、八支乐队的联合演出，最后每支乐队分到了十块，每个人只拿到2块5，还不够买盒烟。

即便“落魄”如此，高虎直言，他们这些玩摇滚的人，也追求自力更生，不喜欢求人， “本质上说（我们）就是不喜欢搞社会上那一套虚情假意。”因此在没有所谓合同概念的年代，忙着到处找演出的痛仰，也经常被不靠谱的演出方“欺骗”，例如曾在没有任何保障下受邀演出，中间人却一通哭穷，结果回村后高虎就惨遭“拉黑”，连路费也没拿到。

还有一次，痛仰自己垫路费到内蒙古演出，结果对方说门票不是报酬，后续再付，回京后却再次“人走茶凉”。高虎总是戏称这些“教训”为“交学费”，“喜欢摇滚乐的人，大部分还是比较单纯，没有那么多歪脑筋或者心计。”所以即便到后来，痛仰出了专辑，小有名气，他们的学费还是没少交。

然而再躁的摇滚乐，喧嚣过后，也抵不住高虎每日回到树村简陋的几平方米小屋，数着零钱，发愁明天吃什么。“但这样挺好的。虽然吃得差一点，房子破一些，但是音乐玩起来更纯粹，更直接。”也正是那些年，痛仰创作出《哪里有压迫、哪里就有反抗》、《这是个问题》等以硬核态度直面生活艰辛的作品。高虎还曾写过一首没有发表的歌，歌词写道“前面是一条黑色路，我闭着眼睛往前走，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，但这是你选择的方向。”

直到2002年后，痛仰开始独立发行唱片、跑演出，在圈里变得小有名气；同年树村拆迁，一间间“排练室”轰然倒塌，乐队的艰苦岁月似乎也被埋在了泥土里。但后来，高虎还曾经回去过五六次，在路边停下车，和哥几个抽根烟，想想事情便离开。不知道为何，树村总是令他感到怀念，虽然那里再也没有了过去的影子。

《乐队的夏天》复活赛主题叫“理想国”，痛仰一致选择了《西湖》，这首2008年创作于痛仰第一次巡演后的歌曲。“那是我们第一次巡演，演完之后乐队带着琴，和台下一些不愿离去的乐迷一起去了西湖，一路欢歌笑语。”这是痛仰心中最美好的时刻。

痛仰是一支行走在路上的乐队。2005年，曾在树村一起玩音乐的哥们儿给了高虎一本《上车走人》，这本书记录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朋克乐队“黑旗”的巡演笔记，生猛、幽默而又坦率的经历，震撼过每一个想过“说走就走”的摇滚人。“我以为你们会是树村第一支去巡演的乐队。”那位朋友的话让高虎难以忘怀。

从痛仰组建，乐队便多次计划全国巡演。他们喜欢变化、体验，喜欢走在路上的感觉；即便常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，也要定期把陈设变变样子。“要么读万卷书，要么行万里路。我们看不了那么多书，那就多走一走。”直到2006年，农历二月二龙抬头，痛仰在北京798表演完后便真的“上车走人”。他们租了一辆金杯车，带上乐器和一些磁带，路线是提前制定好的，一走就多达全国50个城市。当时有些地方还不时兴摇滚，有时赶上学生考试，台下最少只有5、6个观众；甚至一些地方只有民谣类“清吧”。但无论什么样的环境，痛仰总能凭借躁动的摇滚乐嗨翻全场。

痛仰的现场从不会排练所谓甩头、交叉头的摇滚动作，他们喜欢在不同地方，面对不同观众和舞台，表现当下荷尔蒙爆发时自然而然的感受，“我们要求每场演出一定有百分之三十的即兴表演，这样才能永远保持新鲜的感觉。如果一成不变地演下去，连我们自己也会没有激情。”而这也慢慢形成了独属于痛仰的“自由”台风。

常年行走在路上，痛仰将巡演过程中的所见、所闻也都转化为创作的给养。例如痛仰曾到河南安阳巡演，主办方是当地电台DJ晓军。安阳演出场地条件一般，但歌迷却特别热情。演出结束后晓军和乐队一起吃饭喝酒，晚上回程路上，一行人在两辆车里用对讲机合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之后，高虎便创作了歌曲《安阳》，其中“文峰塔/摇滚的电波/在夜里轻轻歌唱”的“摇滚电波”，写的就是晓军。“你如果总在一个地方呆着，你的观念和想法会受到局限。但当你跟不同环境中的人接触，你会碰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。”

从2006年至今，痛仰几乎每年都要和乐队进行一次全国巡演，即便他们已经成为各大音乐节的压轴常客。痛仰的足迹遍布西藏、新疆、尼泊尔，甚至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新藏公路；演出场地有大都市的live house，也有三、四线城市的小酒吧。很多小地方没有合适的场所，但只要车能开到的地方，痛仰便随时随地拿出设备准备“路演”。

“我们希望每年都走一些没去过的城市，让更多城市里都有摇滚乐的根据地。那种近距离的互动，你可以感受到汗流浃背的呼吸感，麦克风一下就能递到观众的嘴边。我们喜欢那种感觉。”高虎坦言。